7月6日，当李昌奎案引发哗然之际，云南省高院副院长田成有坚定地回应公众质疑，“杀人偿命的陈旧观念要改改了，这个案子10年后肯定是一个标杆。”可不到1个月时间，因为获得云南省高院再审，这起被公众比喻为“赛家鑫”的案件，却以另一种“标杆”的形式出现。

7月下旬，本报记者在报道了李昌奎案诸多内幕之后，陆续接到几位读者的电话。他们反映，自己的亲人被杀，当地高院却判处凶手死缓。坚定要求“杀人偿命”的家属无法接受凶手几乎免死的判罚，在听到云南省高院再审李昌奎案的消息后，纷纷向媒体求助，要求翻案再审。李昌奎案，俨然成为这股“死缓翻案风”的“标杆”。

事实上，公众从没停止过对于李昌奎案再审的讨论，腾讯网就曾以“李昌奎案再审是更大的恶？”作为网络话题热议。这场前所未有的“死缓翻案风”，也让中国的法律学者、司法工作者、律师乃至身陷其中的受害者家属都陷入深深的纠结与思考之中。

“如果药家鑫都不死，那中国法律已死……如果李昌奎都不死，那中国法律已死……”采访药家鑫案、李昌奎案一路走来，受害者家属这样的语式表达可说是耳熟能详。

自李昌奎案引起普遍关注后，网络爆出云南昭通男子赛锐27刀砍死女友却判死缓的帖子，受害者家属表达对云南省高院判罚的不满。7月24日，记者再次接到电话，这一次名字变成了桂林人梁勇——2006年11月23日，他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妻子成女士，并肢解、水煮妻子的尸体，在一审判死之后，2010年11月1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梁勇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发指罪行

杀妻后肢解尸体并水煮

这起命案曾在桂林引起极大轰动，当地报纸长篇累牍地报道。与李昌奎案、赛锐案惊人地相似，对于案发经过，桂林中院与广西高院的叙述基本一致。凶手梁勇1955年出生，成女士则出生于1971年，两人均是桂林人士。1995年，梁勇与前妻离婚，并于1998年认识了成女士，两人于次年结婚。

2001年，梁勇夫妻共同注册了一家防水保温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两人各占50%的股份。2003年2月，夫妻得一儿子，为照顾他，成女士的母亲江某与梁勇的姐姐在共同居住期间产生了矛盾，加之梁勇怀疑成女士有外遇，2006年2月，两人分居。同年6月，成女士曾提出与梁勇离婚，但因梁勇不同意，法院驳回请求。可事实上，双方积怨弥深，已势同水火。

2006年11月21日下午，夫妻俩先后回到公司办公室。下午6时，两人再次发生争吵。不堪辱骂的梁勇顿起杀机，下到一楼地下室仓库拿了一把铁锤回到办公室，随后朝妻子头部连续猛击，致其当场死亡。

为毁尸灭迹，梁勇回家拿来菜刀，在办公室将成某的尸体肢解，当晚用车将尸块运回住所。第二天上午，梁勇在卫生间内再次对尸块进行肢解，接着用高压锅煮烂部分尸块，并丢弃到卫生间的下水道。

当天下午2时，因为下水道堵塞，尸块被周围群众发现。梁勇察觉罪行败露，即离家出走。下午4时，公安机关在桂林市区辅星路段将正在驾驶机动车的梁勇抓获归案。事后法医报告和照片证实，警方从下水道和化粪池内打捞出的尸块共计170块。

死缓争议

高院称凶手有立功表现

由于证据确凿，2007年9月10日，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梁勇犯罪手段极为残忍，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从严惩处。梁勇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害人有过错、被告人梁勇有自首情节的意见，与事实不符，对辩护意见不予采纳。梁勇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梁勇不服，上诉到广西高院。但诡异的是，广西法院对此案却先后作出了不同的认定。

2008年1月16日，广西高院认定桂林中院的判罚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判决程序合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时隔近三年之后，2010年11月15日，广西高院又作出终审判决，否定了梁勇的死刑判决，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梁勇并没有像李昌奎、赛锐一样有自首情节，那最终轻判梁勇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广西高院在终审判决书中表示，梁勇在关押期间，向公安机关提供了“杨万里故意伤害犯罪”的线索，举报事实得到了警方确认，法院因此认为梁勇立功。同时，法院鉴于该案件是由家庭矛盾引发，被害人对引发本案具有一定过错，因此应对梁勇减轻处罚。

家属愤怒

杀人偿命凭什么行不通

“我怎么也想不通，这种人 怎么能饶恕了？”成女士的哥哥成某始终认为，梁勇理应偿命。但在自撰的刑事抗诉书中他表示，若避开此案不谈，他也“不主张国家借法之名义杀人”。

事实上，成某也意识到，当前“少杀、慎杀”的刑事司法理念确实与“杀人偿命”的民间传统观念产生了激烈的碰撞。

“就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对于犯罪的性质极其恶劣，犯罪的手段极其残忍、犯罪的主观恶性极其严重的罪犯还是应当死刑伺候。”成某说。

而在许多传统中国农民看来，“杀人偿命”才是天经地义，“少杀慎杀”却是匪夷所思。药、李、赛三案中，对受害者家属来说，“一命抵一命”的公正判决就是最朴素的价值观念。但如今在愤怒之余，他们常常会向记者抛出一句：“某某某都不死，凭什么？”

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礼教伦常的积淀，注定了如今中国向法治社会的转型之难。传统中国社会里，法律与伦理道德本就难分轩轾，而现代法治社会中，法律与道德必有明确分野。

“一个已经接受两千年‘杀人偿命’伦理思想的老百姓，要认同废除死刑，这将何其之难呢？”一位在法院工作的司法人员向记者抱怨。

司法痛苦

专业审判常不被信任

“程序正义”重要还是“结果正义”重要，渐成公众讨论的焦点。许多公检法工作人员因此承受相当大的压力和痛苦，被无端指责“看条子办案”，甚至“收受贿赂”；但他们更痛苦的是，专业审判常不被信任。

对于李昌奎案再审，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官认为，改判死缓确未起到罚当其罪的震慑作用，难怪民众会质疑。

“在中国的成文法体系中，法官的裁量权空间并不大。法官先要召集‘合议庭’进行合议，再进入‘量刑程序’，如果涉及剥夺生命的刑罚，必须通过20至30名资深法官组成的‘审判委员会’，采用投票方式决定，再上报最高院通过‘死刑符合程序’，才能最终生效。”

“为何走了合法程序，结果却被大家认为不正义？这最令我们矛盾和痛苦。”他感叹。

学者观察

民意与法律尊严孰重

国内一位著名法学教授曾在微博中透露矛盾心情，他虽认为李昌奎死缓“此判不妥”，但“审理程序合法，故建议维护终审判决之终局性。”该微博在网上争议颇多，引发热议。 

对此，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葛洪义认为，分析“翻案风潮”需要看到根本原因在于“一个不独立的司法体制给了民众以提出翻案、质疑法律裁判的空间”。在该体制中，法官的判决权威性不强，上级及其他行政力量都可对其判决产生一定的影响。

“这样一来，老百姓不断去寻求法官的上级去影响法官的判决，所以不是媒体本身影响了法官，而是媒体给法官的上级施加压力，从而影响裁判。” 

他认为，所谓“民意与司法尊严”的问题，其实本质上并不存在。“民意的表达是必然的，围观到一定程度时，会逐渐地理性起来，这是良性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