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理论根据上，逃逸之所以作为犯罪情节规定在交通肇事罪中，主要是因为，交通肇事罪本是过失犯罪，刑法对肇事人的处罚已相对其他故意犯罪的处罚要轻，如果交通事故发生后，肇事人不顾现场伤员或损坏的物品，逃离现场，或者简单对伤员或损坏物品做出处理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而司法机关对肇事人的处罚仍停留在过失的基础上，处以交通肇事罪基本刑，则将使肇事人在逃逸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性得不到刑法调控，罪刑相适应原则得不到贯彻。其次，在现实根据上，逃逸所带来的必然是交通事故危害的进一步扩大和案件处理过程的延迟，必然会导致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只有将逃逸行为设置成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情节，才能通过加重处罚的方式，宣告、警示肇事人不要就范，从而发挥刑罚的预防和教育作用。第三，在义务来源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肇事人在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首要义务是救助伤者，严禁肇事人在肇事后逃逸。那么，刑法在以人为本的大时代背景下，将逃逸作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处罚情节，其初衷也必然是出于对被害人权益的保护。

　　综合以上几点，笔者认为，交通肇事后逃逸，肇事人的主观动机应该有两个方面：一是逃避法律追究，二是置被害人所受伤害等损害事实于不顾，逃避救助义务。根据这两种动机，肇事人所表现出来的逃逸行为也应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交通肇事后，肇事人为逃避法律追究，畏罪潜逃。二是交通肇事后，肇事人置被害人所受伤害等损害事实于不顾，为逃避救助义务，逃离现场。《解释》将肇事人逃逸的主观动机限定为逃避法律追究，必将缩小逃逸的调控范围，是一种过度追求司法资源节约的表现。这种界定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形成这样的尴尬局面，交通事故发生后，肇事人更倾向于向公安机关报警，或者直接到公安机关投案，而漠视、回避对被害人的救助，从而使得被害人的损失进一步扩大，使已有的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