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简介

系争房屋系公房，于解放初期取得，承租人为孙某。孙某去世后，未变更承租人。

孙某与妻子共生育2子4女。长子孙3早年去新疆支边，回沪后于1985年与田1结婚，田2与孙3、田1共同居住在系争房屋内。2000年，孙3去世。2004年，田1与田2搬出系争房屋，之后一直在外居住。2006年，田1与他人再婚。

次子孙2在系争房屋内报出生。1986年，孙2与王某结婚，婚后共同居住在系争房屋内。1987年孙4出生后，随孙2、王某共同居住在系争房屋内。2018年，孙2去世。征收时，系争房屋的实际居住人是王某、孙4。

孙1在系争房屋内报出生，结婚后搬出。1989年，孙1与丈夫协议离婚，约定二人所生之子袁某由孙1抚养，离婚后孙1与袁某居住在娘家即系争房屋。孙1与袁某主张，离婚后曾在系争房屋居住至1996年。王某、孙4主张，离婚后孙1、袁某未在系争房屋内居住。

2019年5月31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系争房屋被列入征收范围。2019年6月22日，孙4作为该户的签约代表，与征收部门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协议约定，该户不符合居住困难户的条件，选择货币补偿，协议内应得款项为4,458,243元。结算单1确认发放费用495,038.51元。

征收时，系争房屋内共有2本户口本、7名户籍在册人员，即户主田1，户内成员为田1、田2、王1；户主王某，户内成员为孙1、袁某、孙4、王某。

一审中，田1、田2、王1主张孙1曾因前夫家动迁获得过安置，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另，王某父亲单位曾于1974年分配过住房，王某是配房人员之一，但王某当时未成年。

一审法院认为，田1虽然再婚，但户籍在册，其在系争房屋的居住权利不因再婚而丧失。田2虽非孙3亲生女儿，但户籍在册且自小居住系争房屋，与孙3形成抚养关系，也应享有居住权。王1未成年且从未实际居住，不认定为同住人。王某虽曾作为他处公房的配房人员之一，但配房时尚未成年，故不认定为他处有房，王某、孙4户籍在册并长期实际居住，应当认定为同住人。孙1、袁某1990年户籍迁回，无证据证明二人承诺仅为挂户口，也无证据证明孙1享受过福利分房，故他们在系争房屋内享有居住权。据此，一审判决孙1、袁某得补偿款800,000元；王某、孙4得补偿款2,103,281.51元；田1、田2得补偿款2,050,000元。

孙1、袁某及孙4、王某均不服一审判决，分别提起了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考虑到尚无确凿证据表明孙1、袁某享受过福利分房，原审法院认定孙1、袁某可分得一定的征收补偿款，并无不当。田1因与孙3的婚姻关系居住在系争房屋内，田2与孙3也已形成抚养关系，故她们二人也可分得一定的征收补偿款。但鉴于田1 2006年已改嫁他人，田2早在2004年即搬离系争房屋，并不依赖于系争房屋居住；孙1、袁某也多年未居住系争房屋，故田1、田2、孙1、袁某所分得的征收补偿款应相当且较王某、孙4少分。一审法院酌定给予田1、田2的金额过多，给予王某、孙4的金额过少，本院适当予以调整。二审中，本院查明系争房屋另有140,000元奖励费，为减少当事人诉累，一并处理。据此，判决撤销原判决，孙1、袁某分得款项1,000,000元；王某、孙4分得款项3,000,000元；田1、田2分得款项1,093,281.51元。